文人气质的爱国军人陶季贤

杨志高

陶季贤（1891—1949年）字振祖，阳逻镇墩子湾人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。历任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部上校参谋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十九军参谋处长，陆军第九十四师参谋长、鄂东抗日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。

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，五岁随父就读，天资聪颖，十岁即诵《四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易经》，十二岁写得一手好古文。陶本来志在学文，但目睹当时满清政府的腐败，帝国主义的入侵，激发他一腔爱国热情，从此投笔从戎。武昌首义时，毅然参加学生军，找起了枪杆子，后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。1922年奉孙中山命与陈炯明部联络，陈叛变将其扣押，他在狱中写下遗书：“准备为革命牺牲。1926年，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下九军参谋处长，驻武汉。汪精卫在武汉大批捕杀共产党人，陶暗中将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张惟聪及袁熙之、陶惟一、陶惟经等共产党员接到家里隐藏起来，达两月之久。1937年，任陆军第九十四师参谋长，芦沟桥事变发生后，奉命率部赴南口抵御日寇，与敌激战十六昼夜，寸土示让，最后因吐血过多，奉命返回武汉休养，杜门不出。武汉失守，陶的保定同学叶蓬、陈守芳均投敌当了汉奸，向日寇献策，威逼他出任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司

令，陶对此极为愤慨。1939年4月逃入大别山抗日游击区，补任命为鄂东抗日游击总指挥部能谋长。任职初期，受李品仙、程汝怀等左右，参与制造麻城“夏家山事件”。但很快觉醒，力主国共合作，并赋诗云：“阋墙兄弟疑义携手，得利渔人枉费心。”同时尽力保释被捕的新四军人员。

1942年冬，陶被李品仙等逐步出鄂东，拟赴重庆。临行时热泪盈眶，写了《奉命赴渝留别家乡父老》七律两首：

一

大劫风狂骇陆沉，风多功罪待肩任。 明知未具回天力，自问当存报国心。

万里投荒皆意重，三年从怨敢辞深。 前途自有天人策，莫作循行泽畔吟。

二

乡邦文物迈全区，正好提撕护版图。 效死有人争社稷，迎师到处满箪壶。

高情忍卧留行几，拙技难吹处士竽。 小别迟迟非得已，来年相见一胡卢。

罗田国学家王葆心先生对这两首诗给了这样的评价：“仿佛屈子之《离骚》，信国之《正气》，明士如此，我中国不亡矣！”陶行抵恩施后，陈诚和朱怀冰给他挂了个“省府参议”的空衔。既然报国无门，只好寄情山水，他的《游曲水洞》诗开头四句是：“频年衽金革，久废游山屐，今岁弄刀环，坐食分铁册。”陶与叶挺将军是保定第六期同班同学，又一起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过，两人交谊很深。后闻叶在飞入延安的途中遇难，悲痛万分，写了下面这副挽联：

翘首问苍天，国运如斯，君何遽殒？

临风哭旧雨，英雄已矣，我独何言！

抗占胜利后，陶举家由因施回到武汉，一贫如洗，生活上靠亲友周济，在贫病交加中，他在自己辑录《唐诗拔萃》一书中写了一段序言：“呜呼！饿殍盈野，呻呼罔恤，谁复缀墨离辞”，为日月光华之咏耶？然而江腾海啸，钧天之乐奏未终，鸟唱泉吃，大地之声歌如昔。风人不作，天籁长春。知此者，其庶可与言诗矣！”既表现了他对国民党腐几现实痛心疾首，又对未来抱有信心。1947年，他借省参议会开会之机猛烈抨击国民堂“天下为私”、“残民以逞。”这年，他亲自到南京办理退役手续，以中将军衔归隐，“国防部”给他的退役金他分文不受。同乡诗人兼书法家朱峙三先生写一副对联送给他：

李谪仙欲以千金裘换酒；

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。

他把这副对联挂在门口，说是可以避邪气！

1948年．国民党当局和地方人士想请他再次出任黄冈县长，他断然拒绝说：“这个政府丧钟已动，还要我去垫棺材底么？”这年，国民党搞党员重新登记，他严辞拒绝，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。1949年5月，武汉解放，湖北省军管会一位姓邓的同志去看他，称他为老革命，劝他安心养病。这使他感到莫大的安慰，可惜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无可挽求的地步，于8月4日逝于武昌寓所。

——摘自《新洲风情录》1994年月第一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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