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的泪

——忆恩师董志一  

董老师患肾癌在医院治疗已经几个月了，我随时关注着她的病情。当听到老师的噩耗时，我似乎还很平静，因为这是意料中的事。太充足的思想准备和本很刚烈的性格，使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在向董老师的遗体告别时，我竟然会泪如雨下，痛不欲生！

只了解我的人，自然会觉得意外；但只要是既了解我，又了解董老师，而且更了解董老师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的人，便不会意外了。

小时候，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，就象一株知春得雨的树苗。但这聪明却是一把双刃剑，在帮助我学习日佳的同时，又怂恿着我目中无人。小树在南北方向中迷失，长势逐渐倾斜。那时，正是国乱家难的时期。文化大革命的风浪此起彼伏，学校秩序一片混乱；家父在“走资派”的批斗声中患上了癌症。老师们怕惹火烧身，父母又远出治病，在我最需要慈爱和严教的关口，董老师出现在了我的人生道路上。

我是1971年春季入学时走进董老师所带的六（3）班的。有三位五年级时的“强者”同时走进了这个班。副班长兼学习委员的职务，使我感到莫大的耻辱和不服。仗着优秀的学习成绩和极大的活动能量，我调皮捣蛋，我阴阳怪气。经常与班长作梗，跟老师作对。董老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和风细雨、电闪雷鸣；循循善诱、严辞批评……，“恨铁不成钢”使董老师心急如焚，她要矫正一株正在扭曲的小树。然而她的努力，使逆反心理极强的我变本加厉。我的骄横全校皆知，以至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干部大会上批评。这是1971年的4月28日下午第三节课。

当我怒气冲冲地回到教室时，正好一份经老师判过的考试卷发到了我的手上。“又是100分！” 我充满挑衅地在教室里高声炫耀，并将“我好聪明”四字迅笔题写在卷子的上方。我还拿眼瞥了瞥正在讲台上的董老师。董老师的眼瞪得很大，嘴唇似乎也在抖动。我好不得意！那时的我哪里懂得董老师心痛如绞！放学了，董老师叫我留下，我却眼望着天，摇摆着要走出教室。后来，我虽然留下了，却没有好言语。直直接接地顶撞着老师的每一句话，以至在拉扯中踩破了老师的脚，眼看着渗出的鲜血，竟然扬长而去。

这件事激怒了当时的校领导和驻校的贫宣队长。第二天，我们班停课了，开了一整上午的会，我受到了全班同学的批判。贫宣队长还宣布撤消了我的所有职务。而我并没有丝毫认识自己的错误。我更加憎恨董老师，我认为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董老师和我过不去所造成的。

我开始了一段惶惑的日子。逃避学校，逃避同学，逃避老师。开始两天，总有同学来家里说董老师叫我去上学，都被我拒绝了。大约是第三天的中午，董老师出现在我家的门口，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。可是说了不到两句，我便借故溜掉了，直到老师离开了我家，我才回去。我想，董老师再也不会来了。然而，从那以后，董老师便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里。当时，我的父母到南京治病去了，家里只有我们年幼的姊妹四人。不到十三岁的我，过早地挑着持家的担子。董老师象母亲一样，从教我持家入手，逐步拉近了我的距离，崩溃了我逆反心理的防线，终于把我从家里劝进了学校。放学了，她丢下自己年幼的儿女不管，跟我一起回家，帮我处理完家务才回学校去。她利用在一起的机会，一点一点地打开我的心结。我记得最牢的是，她给我讲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衷言逆耳利于行”的道理，讲骄傲自满的危害。她肯定我的学习成绩，鼓励我放下包袱，振作精神，做一个对得起父母的好孩子，对得起学校的好学生。有时为了巩固我取得的些微进步，她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边批改作业边和我谈心，对我的成绩及时给予肯定，对我出现的新的错误苗头及时给予批评。那是一个在我记忆当中很漫长的过程。我记不清董老师到底去过我们家多少次，到底和我谈过多少心。结果是就在那个学期，学校、老师和同学们以我的一篇发自肺腑的作文《对智育第一的控诉》而原谅了我，我成为一名全新的副班长兼学习委员。并且，在我即将满15周岁时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彻骨铭心的是，我懂得了什么是——骄傲！因了骄傲，我有了这段于我一生有着重大意义的插曲，因了骄傲，我才真正认识了骄傲。也许是父母把骄傲注进了我的骨子，我现在仍然还很骄傲。但是，因为董老师，我骄傲但不盲目！

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。有了这段经历，董老师不仅成了我最敬爱的老师，也成了我最信赖的母亲。我正是在她的这种特殊的关怀下，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在我以后的经历中，每一点进步，都凝聚着董老师的心血。她教我文化，她育我成人；她言传使我明理，她身教使我自觉。我有一点进步，就一定能得到董老师的提醒和警戒；我受到一点挫折，就一定能得到董老师的安慰和鼓励。近两年的知青生活和近十年的戎马生涯，我保存了董老师写给我的厚厚的信札，几多叮咛，几多嘱托，如春风化雨，教我敬业，催我奋进。

正因为如此，当得到董老师患肾癌正在同济医院治疗的消息的第二天，也就是2003年农历腊月二十九，我便急忙地赶到了她的病床前。此后的几个月里，我更是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她。在她离世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我又赶到武汉，在医院整整服侍了一天。然而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？”

董老师用她的心血，在新洲哺育了一批批学生。因了老师的精心教育和人格影响，很多学生事业有成。虽然她离开新洲已经二十多年，但这些学生们始终如一地爱戴着她，这应该是老师一生的最得意之作，老师也最引以为自豪。她有一个心存很久的愿望，就是在退休之后回新洲看看，与学生们一起分享桃李笑春风的快乐。很多学生都向她表达了这样的祈盼，她非常高兴。但她并没有随便地答应，而是多次地向我提出来新洲的愿望——她把全部的信赖寄托在我的身上。然而，工作的繁忙，使我难以为她的行程作出周密的安排，致使老师的愿望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在病床上，她为此耿耿于怀，甚至多次严厉地责怪我。当我知道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一过失的时候，我内心的愧疚和自责就与日俱增，而且，时时化为针刺般的心痛。

在她去世的那天夜晚，我劝走了她的所有的亲人、学生，我独自一人为她守灵，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对老师说。久久地凝望着烛光下的董老师的遗像，我的泪水竟夺眶而出，朦胧的泪眼中，昔日老师的慈祥、老师的欢笑、老师的忧虑、老师的关爱象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地闪现。一股迸发的冲动，使我激情难抑。于是，任凭泪湿稿纸，我写下了《董老师，您一路走好》的祭文。

在她的追悼会上，沉寂的气氛和着如数家珍的悼词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。当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，站在话筒前向老师作最后的表白时，话音刚出，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，甚至哽咽，字字如泣。表达了心声，我却没有丝毫得到释放的感觉。

在向她的遗体告别时，我似乎觉得我冷静了一些，清醒了一些。我用维持秩序来努力地转移着我的情绪，我劝一批批向老师跪别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学生忍痛节哀。然而，当我在老师的遗体前匍地拜别时，一句“董老师，我向您告别了”未完，便痛哭起来。似乎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知道您已经离我们而去，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您——我们敬爱的严师和慈母。

从我不满十四岁送走我的父亲开始，几十年来，我已经送走了很多的亲人、师长、朋友。我似乎不会流泪，更不言哭。然而，董老师，在您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却是如此地“脆弱”，如此地“失态”，以至“有失风度”。怪吗？

我现在就职于地方党委的一个部门。这是一个需要思想道德作为基石，爱岗敬业勇于进取作为支柱，安于清苦乐于奉献作为脊梁的职位。对我今天的工作，领导是肯定的，群众是满意的。然而，三十二年前，我的父亲在临终前，曾万般忧虑地嘱咐他的两位老战友：“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仲平，他将来要么是人才，要么是罪犯。你们一定要帮我教育好他呀！”当时的情景尤在眼前。我真不敢想象，如果没有董老师，我今天会是什么样！因此，对于我来说，怎么样高度地估计和评价董老师在我人生中的作用，都是不会过分的。因为有了董老师恩重如山的教育和关怀，才有了我的今天。

当董老师离我而去的时候，我能不哭吗！

武汉市新洲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EMAIL: xzwmblzp@yahoo.com.cn